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长到8.48亿人。按照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60%的国际标准，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初步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城市社会时代。然而，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存在污染、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城乡配置失调等问题，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面。国家发展和委员会2019年4月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了19项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提升城镇化质量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研究如何建设高质量的城镇化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近年来，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做了探讨。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张军扩等，2019）。经济高质量发展被定义为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金碚，2018）。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等均衡发展（何立峰，2018）。很多学者从五大发展出发，将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矛盾相结合进行讨论，孟祥兰、邢茂源（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发展。具体到城镇化而言，从社会矛盾变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度的协调和进步。国内早期的城镇化质量测度包括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含义（叶裕民，2001）。城镇化发展质量可以划分为经济城市化发展质量、社会城市化发展质量和空间城市化发展质量（方创琳、王德利，2011）。从新型城镇化内涵引申出城镇化质量的3个维度即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王冬年等，2016）。 在测度城镇化质量方面，赵永平、徐盈之（2014）构建了包括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和质量3个维度31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蓝庆新等（2017）构建了包括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统筹协调3个维度3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蒋贵彦、运迎霞（2018）构建了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5个维度2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英（2019）构建了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城乡一体化6个维度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已有评价体系的维度基本涵盖了经济发展、生态、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但在具体指标选取方面还存在一定争议，如采用全国人均P衡量城镇化经济发展，采用全国能源强度衡量城镇化能源效率等。综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的演变历程，有些指标在发展过程中被新的指标替代，而且随着对城镇化质量理解的加深，一些新的指标也被纳入评价体系。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且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 在城镇化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方面，城镇化质量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并且部分因素会导致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谢守红等（2015）的研究表明中国各省份在城镇化发展质量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新型城镇化应当根据各省份的经济基础、资源条件来推进。王怡睿等（2017）对中国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城镇化质量分区沿“胡焕庸线”有规律地分布，同时其阶梯性分区也跟中国地形阶梯分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吻合。袁晓玲等（2017）认为地区的社会发展、城乡关系等会受到经济水平、历史条件、地理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曹飞（2017）认为中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区域城镇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罗腾飞、邓宏兵（2018）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发现行政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会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 虽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已被广泛接受，但社会仍然未给出一个各方认可的统一表述。基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正处于完善阶段。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城镇化质量评价和提升径，关于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的研究较少，相关的驱动因素有待补充和验证。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整理相关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对中国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二是探究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为决策部门统筹区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并准确判断其实现径提供支撑。 通过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2003—2018年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从现有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文献来看，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视域进行指标体系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参考现有关于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和内涵，本文选择经济发展、科技支撑、生态环保和协调共享4个维度来拟合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 本文采用2003—2018年相关数据测算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第一，熵权TOPSIS法。TOPSIS算法又被称作双基点法。基本原理：通过检测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最靠近最优解同时又最远离最劣解，则为最好，否则为最差。熵权TOPSIS法由熵权法和TOPSIS算法组成。采用熵理论进行赋权可以有效降低主观性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基本步骤如下：第一，用向量规范法求得规范决策矩阵Z；第二，采用熵权法构建加权规范矩阵X；第三，确想解和负理想解；第四，计算方案i到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第五，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接近程度Ci，并按照Ci的得分大小可以评价方案的优劣次序。当指标体系包含多个层级指标时，可以逐层使用熵权TOPSIS法拟合最终的综合指数。 第二，Theil指数分解。采用Theil指数来精确测度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基于Theil指数分解方法将总体差异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从而对差异结构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有效分析。将各样本省份总的Theil指数记作Tp，表征区域i内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差异的Theil指数记作Twi，表征区域间发展差异的Theil指数记作Tb。Nij和Yij分别表示区域i第j个省份的城镇人口数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 第三，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研究某一区域要素属性时空格局演化的常用方法。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描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空间内是否存在集聚性或者扩散性分布的状态。局部空间自相关将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分解至各单元，以检验各区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集聚区。 全局Moran指数I介于-1和1之间，当I值大于0时，表明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当I趋近于0时，表明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特征较弱。当I值小于0时，表明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负相关，I值越小其空间分异特征越强。 第四，地理探测器。为了解释空间分层异质性特征，王劲峰等（2010）提出了空间分异性驱动因素的统计学方法。该方法包括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探测4个部分。本研究主要采用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其中，分异及因子探测用来分析Y的空间分异性并探测因子X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属性Y的空间分异。 从高质量发展指数得分来看，城镇化演化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一是2003年以来各省份城镇化质量都有所提升，2013年以后质量提升较快，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最高得分由0.381增长到2018年的0.532，但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有扩大趋势。二是城镇化质量与地区经济实力高度正相关，、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城镇化质量得分靠前，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普遍高于部地区。三是城镇化质量偏低的省份在空间上也呈现集聚特征，东北地区的和，华北地区的、山西、和河南，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以及西北地区的青海和甘肃都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得分偏低的地区。 2003—2018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Theil指数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仅从2003年的0.282下降到了2018年的0.251。有必要对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差异加以精确测度，探讨其在整体差异中所占的比重，从而为统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3个地区的Theil指数表明，东部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表现为逐步下降趋势，2003—2018年，该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约下降了28%；中部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表现为逐步上升趋势，而西部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变化不明显；中部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最小，而西部地区省域间城镇化质量差异最大。2003—2018年，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占比从38.5%增加到44.7%，而东部地区省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占比从52.1%下降到42.5%。中部地区省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占比则由1.9%增加到4.3%左右。从Theil指数的区域间贡献率来看，3个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差异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测度Moran指数。根据计算结果，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Moran指数大多数年份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指数大于0，说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呈现了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大多数年份中国省域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并非，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集聚效应，即城镇化质量高的地区毗邻其他质量高的地区，而城镇化质量低的地区毗邻其他质量低的地区。与2003年相比，近年来Moran指数有所降低，反映了中国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模式出现了分化。由于各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导致省域城镇化发展规划体系缺乏有效衔接和空间管理体系尚未形成等一系列问题，表明当前统筹协调推进全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仍然任重道远，省域合作体系仍有待完善。 全局Moran指数虽然能够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但无法有效区部的空间集聚与分散程度和主要模式。采用局部Moran指数描述单个省域单元和相邻单元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似性，能够更好地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通过分析2003—2018年局部Moran指数散点图的变化，将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划分为4种演化模式。 第一象限为高高（HH）集聚区，表现为本省域和相邻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空间上的关联表现为高水平类型的空间集聚效应。第二象限为低高（LH）集聚区，表现为本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相邻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空间上的关联表现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过度区域。第三象限为低低（LL）集聚区，表现为本省域和相邻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均相对较低，空间关联表现为低水平类型的区域集聚区。第四象限为高低（HL）集聚区，表现为本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高，而相邻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低，空间关联表现为中间高、外围低的区域极化模式。 2003—2018年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集聚区主要发生在高高（HH）集聚区和低低（LL）集聚区，其中东部地区的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主要为高高（HH）集聚区，而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部地区。这表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聚区整体上与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空间联系。2003—2018年各省份的空间集聚区类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时空跃迁，但整体来看，高高（HH）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低（L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部地区。从省份的时空跃迁结果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逐渐与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京津冀地区城镇化质量出现严重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的城镇化质量差距被逐渐拉大。从低高（LH）集聚区来看，、、和江西属于区域内城镇化质量相对偏低的省份；从高低（HL）集聚区来看，湖北和广东属于区域内城镇化质量相对偏高的省份。 2003—2018年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分项指标省域差异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科技支撑、生态环保和协调共享4个分项指标的省域差异分别下降了21.6%、18.4%、24.0%和36.4%。2003年东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协调共享，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经济发展；2018年东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科技支撑，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生态环保。 2003—2018年中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分项指标省域差异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科技支撑、生态环保和协调共享4个分项指标的省域差异分别上升了12.5%、13.7%、159.1%和128.6%。2003年中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科技支撑，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生态环保；2018年中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协调共享，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经济发展。 2003—2018年西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分项指标省域差异有升有降。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两个分项指标的省域差异分别下降了4.7%和21.8%，科技支撑和协调共享两个分项指标的省域差异分别上升了2.4%和37.5%。2003年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生态环保，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协调共享；2018年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最大的分项指标是协调共享，差异最小的分项指标是经济发展。对于部地区而言，协调共享是制约该区域内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剖析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分析多要素作用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和演化。分别考察引导、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情况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引导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人口密度用单位国土面积的人口数量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表示，市场化水平采用王小鲁、樊纲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整理的数据，对外贸易用进出口贸易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利用外资用城镇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 按照影响强度来看，导致全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分别为利用外资、市场化水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引导因素并未显著地扩大3个地区之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差距。但从区域内部来看，情况发生了改变，导致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为产业结构、利用外资、人口密度、市场化水平、引导和对外贸易；导致中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为引导和利用外资；导致西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为利用外资和引导。 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人口密度的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作用会扩大3个地区之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差距，因此应从全国层面合理引导外资的空间配置。对东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与人口密度、利用外资、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之间的交互作用会扩大省域之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差距，在推进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时应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中部地区而言，引导与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利用外资之间的交互作用会扩大省域之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差距，在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时应发挥中央财政的调节作用。对西部地区而言，利用外资与引导、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会扩大省域之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差距，在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时既要合理引导外资的空间配置，也要发挥中央财政的调节作用。 第一，以人为本，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一要不断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因地制宜地制定人口落户标准。二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注意城乡公共服务体制的流转和衔接，最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城乡统筹有序的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三要强化各级的责任，构建一个由引导、多方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同时建立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责任。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城市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淘汰落后产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产业，尤其重视服务经济的发展，不断推动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同时重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健全和完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此外，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人居。提高城市规划水平，科学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加强城市空间开发利用管制，提升城市承载力。 第三，强化政策统筹，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城镇化建设需要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实现合理分工。中央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统筹重大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同时监督工作进展情况。地方各级要贯彻落实规划和，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将生态文念融入城市发展，完善推动城镇化绿色循环发展的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制度，形成节约资源和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四，优化布局形态，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鉴于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根据具体的发展特点和方向进行城市群建设，以此来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东部地区城市群要以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为龙头，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加快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而东部地区其他城市群要依靠区位优势，全面提高水平，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城市间的优势互补。加快培育发展部地区城市群，在严格生态的基础上，扩大部地区对外程度，有序承接国际及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积极探索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和区域垄断，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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